音樂祭Live house文化 歌聲漸飄渺？
【聯合報╱記者何定照】 2009.01.05 02:11 pm
若說台灣搖滾／另類音樂場域10年來最大的改變，「創作團現場演唱」的風潮，絕對名列前茅。從南到北，官方民辦的音樂祭遍地開花；live house也從早年僅少數pub結合現場演唱（多為翻唱），變成如今以創作演唱為主。去音樂祭或live house，幾乎成了現代青年的共同記憶或重要社交。
然而在「現場取代二手錄音」口號震天價響時，不安正漸漸擴大。
音樂祭 辦一屆沒下文
新的音樂祭多到來不及記，卻常辦了一屆就沒下文；老牌的野台開唱決定今年停辦；著名live house「河岸留言」去年9月新增西門紅樓展演館，迅速面臨經營窘境；高雄知名的子宮藝文空間老闆，更在去年底展開環島單車行，期待籌募店面經費。
這並非景氣的問題。在看似蓬勃歡樂的玩團／聽團文化背後，台灣搖滾／另類音樂底盤的脆弱，正一點點顯現。樂團、聽眾、官方、業者，都是問題的一環。
在live house聽現場的感官經驗，聽二手錄音難以比擬。圖/The Wall提供
具指標地位的live house「The Wall」經理Orbis觀察，近兩、三年來，獨立樂團的成長幾乎停滯。1999年前，創作團不到20個，之後即以每年增加60、70個的速度暴衝，一路成長到2005年的近500團。然而或許是因發現創作路不好走，積極的新團近年寥寥可數。
憑感覺玩團 創作難行
身為著名吉他老師的「河岸留言」創辦人林正如直言，「現在的團超過一半都想作流行」。流行並非不好，但許多團都期待像星光幫那樣一炮而紅，卻不願下苦功，「若只憑感覺或興趣玩團，不用『音樂家』的標準期許自己，創作路怎麼走得久？」
樂團不夠多、素質不夠好，「有些團好像只是來到此一遊」，影響live house品質，也減弱聽眾聽團動力。更讓音樂人在意的，是聽眾音樂品味並未大幅改變。
「獨立音樂喊了這麼多年，結果流行、抒情風還是占了台灣80%市場，剩下的20%才是其他類型分。」Orbis認為，崛起於live house和音樂祭的蘇打綠、張懸、陳綺貞固然都不錯，但若只有特定音樂類型才能躍身主流，也顯現目前的音樂文化體質仍不夠健康。
音樂芽苗 官方變殺手
樂迷有時成了音樂祭的打擊者。野台開唱停辦，主因固然是官方收回場地，但樂迷你一句「為什麼不請後搖滾團」、我一句「為什麼都請後搖滾團」，也讓團隊疲於應付，終至頹然。春天吶喊主辦人Jimi，更是一提到不了解的外界把春吶標籤成「商業化」，就顯激動。
官方也不自覺成了音樂芽苗殺手。當搖滾聖地英國、亞洲公認音樂水準最高的日本等國的政府，都全力扶植創作團時，台灣各地政府，卻只知辦音樂祭來證明自己跟得上流行、炒熱觀光、宣傳政績。然而因為缺乏專業，往往草草了事，也造成音樂祭形象下滑，被認為是免錢的大家樂。
就連最成功的官辦音樂祭「海洋」，也屢傳官方／贊助商「建議」演唱名單。去年更因官方開標時間太晚，弄得承辦者及參加樂團手忙腳亂，此外又介入口號、宣傳廣告、穿著安排，讓大會設計者蕭青陽都忍不住跳出來痛批。
春吶被抄 不得不註冊
Live house也有類似困擾。地下社會和The Wall都曾歷經高稅、營業不合法的處境，河岸留言也在新添西門館後飽嘗苦頭。明明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邀請駐館，林正如卻得為營建、稅額問題，天天找建管處、商管處argue，讓他疲累得嘆道：「這種不安感，逼得我頭一回覺得不想作！」
業者彼此拚鬥，更是問題一環。在國外百花齊放的音樂祭現象，到了台灣，常變成商人撈錢的工具，最著名的例子便是Jimi的「春吶」遭各方抄襲、汙名化，逼得他不得不去註冊商標。然而春吶當初的清新熱情，在各方生剝活吞下，早被消磨得僅剩殘餘。
何東洪認為流浪之歌音樂節是近年「音樂、社會議題結合最完整」的音樂節，圖為聽眾在雨中參加。圖/大大樹提供
回音樂原點 重新扎根
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音樂文化？倘若有朝一日，台灣好不容易養成的音樂祭、live house、玩團文化重回貧瘠，將是次文化的巨大缺口。樂評葉雲平形容，樂團和音樂是原物料，live house是讓音樂蔓延的長久駐點，音樂祭則可供音樂一次爆發、讓更多人聽到，三者缺一不可；然而這些若缺少官方和媒體灌溉，音樂土壤終難肥沃。
從另一方面來說，也許也不用太悲觀。葉雲平指出，和從70年代就開始玩團的日本相比，台灣相關文化從90年代至今，不過十幾年，確實「還在養成階段」。如果日本要花30、40年，才有今日的茂盛，那台灣的路也還長。
然而繁花盛景從不是憑空得來。想迎接未來的榮光嗎？那麼，音樂鏈所有相關人士，都必須回到音樂原點，把土壤耘好。
音樂儀式 凸顯個體性
去年，作家吳音寧出詩集「危崖有花」，選擇回到「我從青春期就在混的地方」——地下社會辦朗誦會，弟弟吳志寧的樂團「929」也同台演出。那晚，吳音寧不時哽咽落淚，因為「地社」和她的詩、她的回憶如此糾纏，「我早想要在地社念詩，與朋友一起分享」。
吳音寧對地社的認同，新世代青年可能很難體會。地社創辦人之一、輔大社會心理系助理教授何東洪觀察，現在到live house看團的人氣質跟早年很不一樣，以前大家是認地方，如今這種地方認同感已稀釋、片段化，轉為「對團的認同」，或變成對消費文化的認同。
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則認為，音樂已取代單一地方，成為更大的認同劑，這在政治歧異的社會中特別重要：「人們要靠音樂來結合」。
現在音樂祭常見的多舞台，相對於過去演唱會的單一舞台，也顯現認同感的更趨自由。多舞台顯現web2.0時代特色：去中心化、自由遊走、多點式連線，樂迷自主性高，「雖然還是儀式行為，已從集體性變成凸顯個體性」。
全台著名live house
台北市 地下社會 師大路45號B1
河岸留言（小河岸）羅斯福路3段244巷2號B1
河岸留言（大河岸）西寧南路177號
The Wall 羅斯福路4段200號B1
女巫店 新生南路3段56巷7號
海邊的卡夫卡 羅斯福路三段244巷2號2樓
台中縣 浮現藝文展演空間（原老諾） 龍井鄉新興路55巷12號（東海大學旁）
台南市 ROOM335 康樂街47號B1
高雄市 Join Us 苓雅區和平一路248號3樓子宮藝文空間 苓雅區林南街18號2樓
引用來源©
http://udn.com/NEWS/READING/REA8/4672085.shtml
音樂祭Live house文化 歌聲漸飄渺？
【聯合報╱記者何定照】 2009.01.05 02:11 pm
若說台灣搖滾／另類音樂場域10年來最大的改變，「創作團現場演唱」的風潮，絕對名列前茅。從南到北，官方民辦的音樂祭遍地開花；live house也從早年僅少數pub結合現場演唱（多為翻唱），變成如今以創作演唱為主。去音樂祭或live house，幾乎成了現代青年的共同記憶或重要社交。
然而在「現場取代二手錄音」口號震天價響時，不安正漸漸擴大。
音樂祭 辦一屆沒下文
新的音樂祭多到來不及記，卻常辦了一屆就沒下文；老牌的野台開唱決定今年停辦；著名live house「河岸留言」去年9月新增西門紅樓展演館，迅速面臨經營窘境；高雄知名的子宮藝文空間老闆，更在去年底展開環島單車行，期待籌募店面經費。
這並非景氣的問題。在看似蓬勃歡樂的玩團／聽團文化背後，台灣搖滾／另類音樂底盤的脆弱，正一點點顯現。樂團、聽眾、官方、業者，都是問題的一環。
在live house聽現場的感官經驗，聽二手錄音難以比擬。圖/The Wall提供
具指標地位的live house「The Wall」經理Orbis觀察，近兩、三年來，獨立樂團的成長幾乎停滯。1999年前，創作團不到20個，之後即以每年增加60、70個的速度暴衝，一路成長到2005年的近500團。然而或許是因發現創作路不好走，積極的新團近年寥寥可數。
憑感覺玩團 創作難行
身為著名吉他老師的「河岸留言」創辦人林正如直言，「現在的團超過一半都想作流行」。流行並非不好，但許多團都期待像星光幫那樣一炮而紅，卻不願下苦功，「若只憑感覺或興趣玩團，不用『音樂家』的標準期許自己，創作路怎麼走得久？」
樂團不夠多、素質不夠好，「有些團好像只是來到此一遊」，影響live house品質，也減弱聽眾聽團動力。更讓音樂人在意的，是聽眾音樂品味並未大幅改變。
「獨立音樂喊了這麼多年，結果流行、抒情風還是占了台灣80%市場，剩下的20%才是其他類型分。」Orbis認為，崛起於live house和音樂祭的蘇打綠、張懸、陳綺貞固然都不錯，但若只有特定音樂類型才能躍身主流，也顯現目前的音樂文化體質仍不夠健康。
音樂芽苗 官方變殺手
樂迷有時成了音樂祭的打擊者。野台開唱停辦，主因固然是官方收回場地，但樂迷你一句「為什麼不請後搖滾團」、我一句「為什麼都請後搖滾團」，也讓團隊疲於應付，終至頹然。春天吶喊主辦人Jimi，更是一提到不了解的外界把春吶標籤成「商業化」，就顯激動。
官方也不自覺成了音樂芽苗殺手。當搖滾聖地英國、亞洲公認音樂水準最高的日本等國的政府，都全力扶植創作團時，台灣各地政府，卻只知辦音樂祭來證明自己跟得上流行、炒熱觀光、宣傳政績。然而因為缺乏專業，往往草草了事，也造成音樂祭形象下滑，被認為是免錢的大家樂。
就連最成功的官辦音樂祭「海洋」，也屢傳官方／贊助商「建議」演唱名單。去年更因官方開標時間太晚，弄得承辦者及參加樂團手忙腳亂，此外又介入口號、宣傳廣告、穿著安排，讓大會設計者蕭青陽都忍不住跳出來痛批。
春吶被抄 不得不註冊
Live house也有類似困擾。地下社會和The Wall都曾歷經高稅、營業不合法的處境，河岸留言也在新添西門館後飽嘗苦頭。明明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邀請駐館，林正如卻得為營建、稅額問題，天天找建管處、商管處argue，讓他疲累得嘆道：「這種不安感，逼得我頭一回覺得不想作！」
業者彼此拚鬥，更是問題一環。在國外百花齊放的音樂祭現象，到了台灣，常變成商人撈錢的工具，最著名的例子便是Jimi的「春吶」遭各方抄襲、汙名化，逼得他不得不去註冊商標。然而春吶當初的清新熱情，在各方生剝活吞下，早被消磨得僅剩殘餘。
何東洪認為流浪之歌音樂節是近年「音樂、社會議題結合最完整」的音樂節，圖為聽眾在雨中參加。圖/大大樹提供
回音樂原點 重新扎根
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音樂文化？倘若有朝一日，台灣好不容易養成的音樂祭、live house、玩團文化重回貧瘠，將是次文化的巨大缺口。樂評葉雲平形容，樂團和音樂是原物料，live house是讓音樂蔓延的長久駐點，音樂祭則可供音樂一次爆發、讓更多人聽到，三者缺一不可；然而這些若缺少官方和媒體灌溉，音樂土壤終難肥沃。
從另一方面來說，也許也不用太悲觀。葉雲平指出，和從70年代就開始玩團的日本相比，台灣相關文化從90年代至今，不過十幾年，確實「還在養成階段」。如果日本要花30、40年，才有今日的茂盛，那台灣的路也還長。
然而繁花盛景從不是憑空得來。想迎接未來的榮光嗎？那麼，音樂鏈所有相關人士，都必須回到音樂原點，把土壤耘好。
音樂儀式 凸顯個體性
去年，作家吳音寧出詩集「危崖有花」，選擇回到「我從青春期就在混的地方」——地下社會辦朗誦會，弟弟吳志寧的樂團「929」也同台演出。那晚，吳音寧不時哽咽落淚，因為「地社」和她的詩、她的回憶如此糾纏，「我早想要在地社念詩，與朋友一起分享」。
吳音寧對地社的認同，新世代青年可能很難體會。地社創辦人之一、輔大社會心理系助理教授何東洪觀察，現在到live house看團的人氣質跟早年很不一樣，以前大家是認地方，如今這種地方認同感已稀釋、片段化，轉為「對團的認同」，或變成對消費文化的認同。
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則認為，音樂已取代單一地方，成為更大的認同劑，這在政治歧異的社會中特別重要：「人們要靠音樂來結合」。
現在音樂祭常見的多舞台，相對於過去演唱會的單一舞台，也顯現認同感的更趨自由。多舞台顯現web2.0時代特色：去中心化、自由遊走、多點式連線，樂迷自主性高，「雖然還是儀式行為，已從集體性變成凸顯個體性」。
全台著名live house
台北市 地下社會 師大路45號B1
河岸留言（小河岸）羅斯福路3段244巷2號B1
河岸留言（大河岸）西寧南路177號
The Wall 羅斯福路4段200號B1
女巫店 新生南路3段56巷7號
海邊的卡夫卡 羅斯福路三段244巷2號2樓
台中縣 浮現藝文展演空間（原老諾） 龍井鄉新興路55巷12號（東海大學旁）
台南市 ROOM335 康樂街47號B1
高雄市 Join Us 苓雅區和平一路248號3樓子宮藝文空間 苓雅區林南街18號2樓
引用來源©http://udn.com/NEWS/READING/REA8/4672085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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